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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谈《觉醒年代》的历史逻辑

来源: 北京日报时间: 2021-04-08

为中国共产党溯源

  嘉宾介绍

  龙平平(《觉醒年代》编剧、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

  王学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觉醒年代》之所以大热,关键在于其用鲜活高超的影视艺术形式,讲精彩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讲清楚了深蕴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变(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透彻了历久弥新、丰沛博大的中国精神。

  话题缘起

  近来,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党史题材电视剧广受关注,一路领跑电视剧收视率榜单。该剧以厚实的剧本、精湛的演技、丰满的形象、上佳的制作一时间口碑炸裂,吸粉无数,甚至被众多影评媒体誉之为“破圈现象”。那么,这部电视剧为什么好看、其主题是什么、那个年代为什么会诞生中国共产党、这里有什么历史逻辑等等,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特邀该剧编剧龙平平和有关专家作答。

  主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溯源

  主持人:《觉醒年代》自开播以来,为何会受到观众热捧?

  王学斌:作为一名同样紧追该剧不舍的观众,在我看来,《觉醒年代》之所以大热,关键在于其用鲜活高超的影视艺术形式,讲精彩了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故事,讲清楚了深蕴于波澜壮阔的历史剧变(1915年至1921年)背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讲透彻了历久弥新、丰沛博大的中国精神。

  龙平平:《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主线,全景式反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时代风云,艺术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个主题。观众评论说,《觉醒年代》是“建党前传”,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和运用新时代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该剧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

  主持人:作为编剧,在写作过程中,您有什么考虑?

  龙平平: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是哪些人搞起来的?当初,先哲们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搞社会主义?当初的选择对不对?这是剧本写作过程中我重点思考的问题。通过电视剧形式清晰展现党的由来,为中国共产党溯源,是创作的主导思想。

  觉醒年代:没有行动,何谈觉醒

  主持人:从学术角度怎样看“年代”二字的含义?

  王学斌:近代中国走过了一段极其艰难且异常屈辱的探索历程。1840年,西方与清王朝再度相遇,此次的相遇不再是温情脉脉,而是剑拔弩张,英国人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之后不仅是西力东侵、资本东移,西学也伴随坚船利炮如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彼时中国深陷于李鸿章口中所形容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里。盲目拒斥西方并不是正确之道,到头来只会被列强踢出局。为了追求独立富强,中华民族所遭受的苦难之重、面临的风险之高、经历的波折之多、付出的牺牲之大,都是世所罕见。危难当前,破局之道,只有励精图治,实现向民族国家迈进的现代转型。这就是《觉醒年代》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陈延年等进步人士所身处的历史境遇,更是他们所欲涤荡、改变的局势,也是该剧中反复痛陈、一再强调的积弊所在。换言之,是日益加剧的民族苦难这样的“年代”促使了“新青年”们的觉醒。

  主持人:在特殊年代,进步人士们面临怎样的理论困境?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王学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等先觉者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数代中国人真心向西方学习,前赴后继,却一再无疾而终,各种救国方案皆化作泡影,道路选择上的惨痛教训彰彰在目。这就是《觉醒年代》里诸位进步人士所面临的理论困境。

  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围绕这一难题,那时的中国思想界,可以说是诸种思潮激荡,知识分子们面临着理论抉择的“三岔口”,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不得不抉择的“三岔口”。那时候,欧洲所代表的、国人刻意追求的“现代性”文明,在一战战火中灰飞烟灭。这令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西文化,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指导理论问题。

  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反思现代性,对于中西文化问题,主张采取中西调和的方式以期复兴中华文明,片面强调了文化的承继性却忽略了文化的时代性。

  而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学者,则执着于对现代性之追求,指出所谓“欧洲科学破产论”,其实不过“谣言”而已,他们这种近乎偏见般对反省的拒绝,实际上弱化了个人的思想张力,其在五四运动后思想影响力的消退,恐与此颇有关联。

  只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部分新文化旗手,他们首先深刻反思现代性,如陈独秀引介欧洲最新思潮动向,“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实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正是在透彻反思欧战的基础之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从此步入了新阶段,他们最终信仰马克思主义。从此,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主持人:艰难年代,先进分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又是如何实现大众觉醒的?

  王学斌:没有行动,何谈觉醒?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贯穿其中的,既有思潮的脉动,更有实践的冲动。1919年9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发表《“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无独有偶,1920年初,一向信守“不谈政治”戒约的陈独秀撰文道:“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当时的思潮趋向由话语走向实践,由推崇走向反思,由批判走向建设、由改良走向革命,五四运动引发了盛况空前的政治变革。《新青年》同仁亦因之渐趋分化,最终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自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拥抱革命、走向社会的行动,是觉醒后的必然选择,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践属性。《觉醒年代》后半段剧情的高潮部分,恰恰是全景式地呈现了此历史时刻的雄壮与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觉醒年代》正是紧扣这一急遽变革的时期,通过艺术的语言讲清楚了该年代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与此同时,剧中人物群像的刻画既不失严谨,又惟妙惟肖,让人过目不忘,久久沉浸其中,为他们灵魂深处那一份伟大而可贵的精神而振奋甚或震撼。这恰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那一句论断:“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思想溯源:揭示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主持人:《觉醒年代》叙事的时间段是1915年到1921年,长达6年,这样的设计有何考虑?

  龙平平: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多是聚焦1921年党的一大,展现党的成立过程。《觉醒年代》讲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时代背景和原因,揭示的是党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不是中国产的,是从外国引进的。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落后的东方大国,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当初为什么不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找药方,而要从国外引进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是怎样找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这就得从新文化运动说起。

  《觉醒年代》叙事的时间段是1915年到1921年,共6年。选择这6年,是反复琢磨的。这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确定的凡尔赛体系架构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格局;俄国的十月革命则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件事,影响甚至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世界的走向。这6年,中国国内相继发生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三件大事,真正地打开了中国从封建走向民主,从农耕传统走向现代文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阀门。写这6年,实际上写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奠基礼。今天中国的一切,皆是从这6年衍生而来的。习近平总书记说:五四精神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三件大事是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关系。只有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展现,才能够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由来。

  主持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很紧密,《觉醒年代》用大篇幅展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内容会不会太多?

  龙平平:《觉醒年代》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倾情展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两个大事件。这两件大事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缘由和脉络就廓清了,党的成立也就水到渠成了。

  新文化运动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志士仁人苦苦探索救国药方过程中一场具有革命性的接力运动。陈独秀办《新青年》,按他的话说,就是要帮助中国人实现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所谓“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就是伦理的觉悟、道德的觉悟,实际上是文化的觉悟。1915年他从日本回国,就下决心“20年不谈政治”,专心办一本杂志,提高中国人的素质,通过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他在创刊词《警告青年》中首次树起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提出:造就中国的新青年,唯有以科学和民主并重。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

  《新青年》倡导科学与民主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介绍引进国外新思想;二是反封建,批判正统的封建文化思想,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这其中,抨击旧文化,倡导新文化是中心环节。他们当时采取的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包括对儒学的态度、对汉字的态度、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今天来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是持续发酵的。特别是他们的反封建,是从社会生活和需求入手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列举出旧文学八大弊病,提出中国文学改革八个方面的主要问题。陈独秀的《论文学革命》,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他们提倡白话文、拼音、标点符号,等等。这些都契合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和拥护,产生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新青年》搬到北京,实行文化精英同人编辑,与守旧派展开激烈争鸣。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深刻的思想性潜移默化地提升国民素质。

  正是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引进和传播,特别是这一时期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深刻地影响了李大钊等一批先进分子的思想,促使他们开始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变。新文化运动如同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引擎。《觉醒年代》第一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特别是新旧两派关于传统文化和救国理念的争论,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对于帮助大家厘清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来源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得到升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却遭受种种屈辱,甚至要丧失主权,这就把正在觉醒的中国人彻底唤醒了。巴黎和会让中国人看到,不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国家就没有救了。北洋政府是最黑暗最反动最软弱最腐朽的政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沦落到最黑暗的谷底。当时很多人自杀了。所以陈独秀在这个时候喊出“让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问题”的口号。他提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是五四运动能够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转折点的根本所在。

  概括地说,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升华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由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演变成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开始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成为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二是社会革命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精英层扩大到全社会,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都席卷进来,特别是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演变成了全民族的伟大觉醒。三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形成了一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先进的一部分人选择了信仰社会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特别是干部上的准备。

  李大钊和陈独秀接受和信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最新的成果。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十几种社会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等。对这些主义,当时不仅仅是理论的传播,还有许多实验,但都不灵。这个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给这些苦苦探索的先进知识分子很好的启发,让他们在几近绝望中看到了出路。一方面苏维埃俄国的施政纲领让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的真实性;二是当时苏维埃俄国宣布废除沙皇对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能搞,我们也能搞。五四运动的第二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决心效仿俄国成立中国共产党。这就有了著名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场地溯源: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

  主持人:以往反映建党题材的影视剧,多是把上海的石库门和嘉兴南湖的红船作为故事中心,《觉醒年代》为何把视点聚焦到北京?

  龙平平:《觉醒年代》把视点聚焦到北京,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祥地,以北大的红楼为叙事平台,从党的思想来源和干部来源两个方面展现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和创建过程。史料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地存在着从北大红楼到上海石库门和嘉兴红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如果说石库门一大会址和嘉兴红船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产床的话,那么,北京大学的红楼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结合的婚房。

  红楼是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最初的酝酿是在北京,北大的红楼是源头;红船是果:石库门和南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标。我们今天所讲的红船精神,首先指的是党的创始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红楼理所当然是红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把北大红楼作为红船的一部分,只讲红船不讲红楼,不去追寻这条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必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模糊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源头,淡化了党的创立时期无数革命先哲为追求真理、寻找救国出路作出的艰难曲折的痛苦选择。

  我曾经在大学生和研究生中做过调研,很少有人知道邓中夏、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他们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20多岁就慷慨赴死了。这才几十年,人们就不知道他们了。这不是一个大国大党应有的状态。所以,实事求是地展现党的由来和建党的过程,不应该忽视北京大学的地位和作用。

  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思想不够解放的地方。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大,召开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他指出,“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2018年,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明白无误地肯定了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还说:“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划时代的。”这就把源头和今天都讲清楚了。《觉醒年代》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指导,以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把北京大学作为叙事平台,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在北京大学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过程,普及了党史知识,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高度评价。

  主持人:北京大学在酝酿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龙平平:北京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觉醒年代》从事实出发,艺术地还原了这段历史。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引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平台。《新青年》虽然名义上不属于北京大学,但它的同人编辑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在《青年杂志》发表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李大钊则是在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系统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之后,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五四运动期间,《每周评论》刊载了摘译的《共产党宣言》。之后,《新青年》首次在中国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大学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课堂教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史”等课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建立了“亢慕义斋”图书室,会员最多时达到250人。这些都说明,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大学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领袖作用。

  第二,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分的干部准备。据统计,在中共“一大”前,共有8个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其中6个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北大的师生或校友;共有党员58(旧说为53)人,其中在北大入党的师生13(旧说11)人,在北大学习及工作过已离校的校友10人,两项合计共23(旧说21)人,约占党员总数的40%左右。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13人中,有北大的学生和校友5人,占代表总数的38.5%。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出北大在建党时期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贡献。(见杨琥:《北京大学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贡献》,《前线》2020年第10期)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酝酿于北大。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指导成立中国共产党最早是在北大与李大钊谋划的。

  人物溯源:第一次充分地、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的重要贡献

  主持人:电视剧以陈独秀为主角,这种安排有什么考虑?

  龙平平:能不能将陈独秀作为《觉醒年代》的一号主角,从事实出发,客观公正地充分展现他领导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贡献和历史地位,这是整个创作过程中一直困扰我的根本问题。

  1945年,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同志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创造了党,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毛主席的这个话距今已经76年,还没有一部文艺作品把陈独秀的这个功劳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在已有的建党题材的影视作品中,陈独秀的人物形象和历史贡献有反映,但不充分,与历史真实有一定的差距。《觉醒年代》讲的是1915年到1921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三件大事。在这三件大事中,陈独秀、李大钊显然是无可替代的核心人物。李大钊自不必说,关键是陈独秀能不能做主角?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问题。我很幸运,赶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充分肯定了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提供了根本的指导。

  2019年10月,为纪念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称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种评价是陈独秀研究的最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肯定。

  主持人:多角度呈现陈独秀可以说是《觉醒年代》的一大特点。此外,《觉醒年代》为何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一群理想飞扬的革命青年的故事?

  龙平平:《觉醒年代》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重历史事实,遵循既定的历史认同,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论述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依据,把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并列的两大主角,第一次充分地、艺术地再现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三大历史事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而真实地展现了历史,弘扬了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正确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的主题。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肯定、高度评价。这是《觉醒年代》高口碑的一个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陈独秀毕竟是有一定历史局限的历史人物。所以,《觉醒年代》在充分展现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和人格魅力之外,对他的一些缺陷,如家长制作风、粗暴、专制、生活随便、不拘小节等也做了明显的揭示。

  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之外,《觉醒年代》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群理想飞扬的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燃烧激情的曲折经历,重点彰显了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邓中夏、蔡和森,俞秀松、何孟雄等一批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品格高尚的革命烈士的伟大人格、光辉风采。这样做,就是要让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从真实的党史中认识和了解革命先驱,从他们的事迹中汲取力量,找到榜样。(主持人:李攀)

责任编辑: 张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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