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给亲历者陈云留下深刻印象。1979年，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专门回顾了党的七大，称赞七大使“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回首党的七大，陈云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就思想方法、党的建设和城市工作等问题作了发言，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在七大及其之后都产生了不小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结历史经验，重视把思想方法搞对头

　　党的七大召开前，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为七大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陈云和全党一道对党的历史及自己的革命经历进行了回顾总结。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他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就是过去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联系自身，今后要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为此，陈云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告诉他，犯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建议他学点哲学。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陈云潜心研读马列哲学。1938年11月，他在中央组织部成立学习小组，带头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哲学著作，并坚持了5年。1943年3月，他利用在枣园养病的时间，大量研读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研究毛泽东处理问题的方法，领悟到贯穿其中的实事求是精髓，由此收获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这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为他正确辨别路线是非提供了有力武器，以至于“从思想理论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

　　于是，到了1945年5月9日，陈云在七大上发言，专门提到了思想方法问题。他总结教训，提出要想少犯错误就要掌握“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分清是非这样一种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当一个主张决定了，就要看一看，这个决定和客观情况符合不符合？这个情况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况”。

　　七大以后，陈云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受命奔赴东北战场。在建立北满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坚持南满斗争的过程中，陈云的这一思想方法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和提升，明确归纳出三条具体思想方法：“一、交换，二、比较，三、反复”，并在此后逐渐将其发展成为著名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5字决，为正确掌握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摆正个人与党、人民的关系，强调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

　　1937年陈云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全国党员人数仅为4万人，到了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国已有约121万名共产党员。在党员人数大量发展的同时，陈云也特别重视思想建设。在长年的干部工作中，他注意到少数党员存在不能摆正个人与党、人民的关系，因过于夸大自身功劳而滋生骄傲情绪的现象。对此，在整风运动中，陈云多次在不同场合就如何摆正个人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中的位置，提出精辟见解。1942年10月，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针对少数军队干部要求特殊照顾的问题，陈云强调“没有人民，就没有英雄”，要“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1943年3月，在延安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针对部分知识分子干部“特殊”和“自大”的倾向，陈云提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明确自己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文化人，要学会正确估计个人在文艺上的地位。

　　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已接近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此时，党及其领导的队伍前所未有地发展，已经拥有90多万军队，建立了19个解放区，解放区人口近1亿。但在一片大好的胜利形势下，陈云敏锐地发现党员领导干部还一定程度存在“骄傲之气”。据此，陈云在七大发言中提醒，“现在是一个时机，很重要的时机”。一方面，越是胜利在望，越要戒骄戒躁，防止被已经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大家，在功劳面前，不要把自己的作用估计的太大，“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另一方面，越是胜利在望，越要谦虚谨慎，不能因为骄傲而无法正确对待批评。在这里，陈云提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著名论断，强调“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样办”。

　　七大之后，陈云到了东北，在党的建设中，针对辽东党内有的干部“常常忘了自己有多大本领”的问题，他强调要警示党员干部正视功劳，正面坦率地辨明是非。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陈云充分强调人民的力量，在夺取东北、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他始终紧紧依靠人民，把“群众能否迅速广大的发动”看作“我们在东北成败的关键”。

　　为了迎接胜利，提出城市工作的前瞻性主张

　　在七大对各项工作带有预见性的讨论之中，城市工作是很重要的议题之一。七大召开前，陈云在专门讨论全国局势和城市工作问题的六届七中全会二次会议上，就被任命为城市工作委员会的14名委员之一。因此，在七大上，陈云的发言也涉及到他对城市工作的设想。他提醒代表们注意，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必须处理好即将面临的两个具体问题，一是离开农村时要保存农村家务；二是到城市里要保存机器。这两个问题都是陈云着眼长远的前瞻性主张，尤其是保存城市机器的问题，是陈云结合一年多的边区财经工作经验，经过长时间思考，并专门查阅大量国民党的财政年鉴等资料后提出的。

　　毛泽东对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非常重视。1945年5月24日，他在关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讲话中提到，“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5月31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结论时，再次提醒全党要关注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观点：“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七大结束后，陈云还在不断深化着对保存城市机器主张的思考。1945年8月11日，在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上，陈云主持拟定给各根据地《关于收复城市中财经工作的通知》，更加详细地对即将到来的城市接收工作提出了包括货币政策、粮食供应政策、企业机关接收政策、接收纪律等具体化意见，为城市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1948年10月，陈云被任命为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代表，直接负责领导接收第一个大城市——沈阳。在接收沈阳的过程中，陈云在七大前后关于城市工作思考的基础上，发展完善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原则，总结出接收沈阳的经验，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赏，为随后陆续解放的北平、天津等城市的顺利接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叶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