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汉又名罗迈，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人。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的老党员，李维汉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多年，并两度出任中央党校校长，对党的干部教育工作和党校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苏区创办党校，定名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立之初，任弼时、张闻天先后担任第一任、第二任校长。1933年4月，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李维汉到达江西苏区，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下半年任中央组织局主任。在瑞金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李维汉由此开始从组织层面参与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领导。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卸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校长，李维汉兼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第三任校长，开始直接领导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当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教学基本属于训练班性质，主要分为：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和工会训练班、高级训练班。这些班次的课程并不一样，主要包括：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中共党史、政治常识、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等。其中，政治常识由成仿吾、冯雪峰主讲，他们是1934年为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到达苏区的，担任专职教员。其他一些课程都由兼职教员讲授，比如党的建设由李维汉讲授，苏维埃建设由董必武讲授，工人运动由刘少奇、陈云讲授，等等。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被迫战略转移。当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既有自己的干部和学员，还有从地方调来为创立新苏区而临时放在学校学习的干部。这部分人员的去留问题如何处理？李维汉采取了两项原则：一是个人能力能否胜任新苏区的需要；二是身体情况能否适应长期行军的艰苦生活。据此，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干部和部分学员被编入由李维汉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央军委第二纵队，即“红章纵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

  二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机构作了相应变动，李维汉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35年11月，中央到达陕北瓦窑堡，立即恢复党校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该时期，中央党校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管理，李维汉从组织层面参与对中央党校的领导和建设事宜。

  1935年12月，中央党校开始招生。因应当时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之新形势，中央党校办了两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及其配套的相关政策，包括富农政策、工商业政策等，以此将这些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和学习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一期设有三个学员班和一个教员班，三个学员班的班主任分别是：成仿吾、习仲勋、冯雪峰；教员班主要有：白栋材、李景膺、吴文遴，等等。

  1936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东征。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6月底，中央党校随中共中央移驻保安，分散在任家坪一带。在保安，之前的教员班改称高级班，班主任是成仿吾，班长是白栋材；另设立八个普通班，普通班的班主任和教员大都由高级班的学员兼任。除此之外，中央党校还新增了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班和白军（国民党军）工作班，专门训练赴白区和白军从事统战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干部。在课程方面，李维汉继续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苏维埃建设，周恩来、邓颖超也到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授课。

  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2月，中央党校也奉命迁到延安，校址设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天主教堂。由此，中央党校开启了在延安的十年光辉历程。

  1937年5月，董必武调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政治委员，李维汉接任中央党校校长，至次年4月调任陕北公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李维汉在中央党校校长岗位上工作了一年时间。在这一年间，李维汉再次直接领导中央党校，在学员管理、课程设置、教学制度建设、教员管理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绩。

  在学员管理方面，不再按照学员的原工作性质进行编班，也不再划分高级班和初级班，而是根据学员的来源和文化程度编班，由此设置了十五个班次。其中，一、二、三班主要是红四方面军干部；四班是陕北干部；五、六班主要是老干部、高级干部，也有少数新干部；七班是少数民族班，少数民族干部先学习汉语，再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因此这个班次学制最长；八班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转来的党员；九、十、十一班主要是白区学运干部和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干部；十二、十三班是从国民党监狱中释放出来的干部；十四班是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一些干部。

  在课程设置方面，理论学习增加，课程体系较瑞金时期和初到陕北时期更加完善，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主要讲授联共（布）党史〕、党的建设、中国革命问题和游击战争，等等。通过学习，学员们受到了初步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为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基础。此外，课程体系的完善还体现在一些研究室的设置上。比如，上述这些课程被划分到相应的研究室，从而促进了课程的专业化发展；比如，党中央在中央党校新设了“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柯庆施，工作人员有：王任重、王鹤寿、姜旭、李华生等。

  在教学制度建设方面，建立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业鉴定制度。由此，中央党校在教学方面就有了两种鉴定制度：一是组织鉴定或政治鉴定制度，即衡量学员的党性修养；二是学业鉴定制度，即对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情况进行考核或评定，衡量学员在校期间学习效果的好坏，这项工作做得很仔细，对学员的学习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教员管理方面，教员较过去增加了不少。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都到中央党校讲过课，成仿吾、王学文、白栋材、吴文遴、罗炳辉、姜旭等中央党校部分干部都兼有授课任务，胡乔木、艾思奇、吴亮平、杨松、何干之、王思华、李景春、刘芝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也都在中央党校任过教。

  在李维汉参与领导或直接领导中央党校的时间里，中央党校学员和教员规模不断扩大、课程体系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为全国各条战线培养了大量优秀干部，为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