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上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中共临时中央机关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由上海迁入中央根据地。

  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仍在红军指挥岗位的周恩来、朱德在决策上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当时，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方针完全由临时中央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年仅24岁，缺乏实际革命斗争的经验，把红军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中文名李德。

  然而，李德对中国的国情知之甚少。他在指挥上生硬地照搬从苏联学到的阵地战和街垒巷战的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重大伤害。

  01

  1934年4月10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动进攻。战至4月28日，红军遭受重大伤亡，被迫退出广昌。

  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从1934年9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进攻。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仍节节失利。中共临时中央被迫决定于10月实行战略转移。

  博古、李德始终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向西，渡过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这一行动意图早已被蒋介石发现，他力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两天后，红一军团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这时，军委纵队已到达文市一带，距离湘江最近的渡口仅160里路，如果轻装前进，一两天内即可到达，但是这段路程竟走了整整四天。

  张文杰

  军史专家

  坛坛罐罐太多，为了带这些东西，又搞了一个几千人的挑担队，所以就造成了行动缓慢。

  12月1日白天，敌我双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灭”红军于半渡中。当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02

  12月12日凌晨，中央红军机要部门破译了一封敌军密电。密电表明：国民党军已经判明红军位置和意图，调动了五倍于红军的强大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

  这一天，中央几位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今后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毛泽东第一次出现在中央负责人会议上。

  在这次会上，李德不顾敌人在前方布下的强大兵力，仍坚持按原定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这样荒唐的想法，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驳斥。

  舒健

  军史专家

  当时，军事上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已经布置了重兵，根本就过不去，所以毛泽东就建议往贵州去。

  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决战；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第三，不仅打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计划，而且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相互支持。

  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能被会议采纳，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博古、李德原定由通道北上的行军路线，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布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03

  中央红军西进贵州，行动迅猛，1934年12月17日，中央负责人所在的军委纵队进驻黎平。

  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一家叫胡荣顺的店铺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黎平会议作出了中央红军战略转兵的重大决策，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1934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立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邵维正

  党史专家

  猴场会议的决定实际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毛泽东曾经被剥夺的军事指挥权，在猴场会议前后起了变化。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指挥中心。

  就在猴场会议召开的同时，尾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四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企图将红军“歼灭”于乌江以东、以南地区。

  战机稍纵即逝，中革军委决心在敌军未完成合围之前，迅速抢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苏区。